在1945年8月，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临近，驻扎在河南西部伏牛山区的蒋军第11战区新8军和河北民军的官兵们激动不已。新8军的军长高树勋急切地向蒋中正（蒋氏）发电报，要求出山接受日军的投降。然而，尽管他等待了许久配资股票，蒋中正始终没有回应。士兵们的不满与焦虑逐渐加剧，于是，8月10日，高树勋再次向蒋氏发报，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与急切。
8月12日，气温闷热且潮湿，高树勋心情愈发焦躁。几天来，他一直在等待回应，一会儿走到院子里踱步，一会儿又坐在椅子上冥思苦想。突然，机要员急匆匆跑来报告：“报告，收到电令。”
高树勋接过电报，看到蒋氏的指示——让新8军继续原地驻防，关于出山接受投降的事情待议。看到这条指令，高树勋心中升起一股怒火。抗日战争期间，蒋氏的嫡系部队躲在后方，指挥他们这些“杂牌军”在前线拼死拼活。如今，战争胜利了，蒋氏却让嫡系部队接受日军投降，自己却不愿让新8军出山，实在让人无法忍受。
展开剩余81%尽管蒋中正之前为了安抚他，曾任命他为冀察战区总司令，但这次的命令让高树勋决定反抗。他明白，如果再按蒋氏的指示留在山中，士气必定会大幅动摇。而出山接受投降，本是理所应当的事。他决定带领部队出山，一路收编伪军，最终占领北平，寻找新的战略机遇。
8月15日，高树勋率领部队出发，经过十几天艰难的行军，终于抵达郑州附近的新郑。此时，他才给蒋氏发报，告知已率部进入北平一带，准备接受日军投降。蒋氏对此非常愤怒，但事已至此，不能强迫高树勋返回。于是，只得电令让高树勋带领部队渡过黄河，监视日军并扫荡伪军。
然而，前往北平的路并不平坦。高树勋的部队必须通过晋察冀根据地，而在这里，他曾担任过河北省保安处的处长，和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有过交情。为了顺利通过，他派参议王定南前去太行山联系彭德怀，并写信给彭德怀，希望能与八路军建立联系。王定南的行程辗转颇多，最终抵达黎城，但彭德怀已经回到延安，接待他的是刘伯承。刘伯承写了回信，交由王定南带回高树勋。
几天后，9月上旬，王定南带着刘伯承的回信返回。信中提到两位朋友前来谋职，请高树勋关照。高树勋心领神会，决定留下一名八路军人员作为联络员，另一名则返回解放区报告。
9月19日，蒋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，宣布新8军、马法五的第40军、鲁崇义的第30军一起归属于第11战区，由孙连仲指挥。并且任命高树勋为副司令长官。高树勋明白，这是蒋中正表面上升职，实则剥夺了自己的指挥权。
到9月底，三个蒋军军队已集结在新乡，准备北上。孙连仲希望通过平汉铁路，但由于铁路被八路军控制，通行十分困难。高树勋分析了局势，决定独立带领新8军北上，其他部队的前进尚不明确。因此，他再次派王定南去与刘伯承商议是否可以让新8军独立行动。
10月初，刘伯承回电表示，新8军可以北上，但不允许带其他部队。刘伯承也指出，蒋军三个军的北上计划，实际上会给我军造成不利局面，命令全力阻止。对于高树勋的决定，刘伯承希望他重新考虑，避免走向内战。
10月18日，蒋军的三个军抵达安阳，局势异常紧张。由于粮草不足，接应部队无法及时赶到，军心涣散，形势危急。高树勋意识到，继续北上可能会陷入困境，再度派王定南前往与八路军协商。刘伯承再次重申，蒋军的北上应当被阻止，高树勋应当退出内战。
10月28日，王定南回到新8军，转达了刘伯承的意见。高树勋陷入深思，随后他拿出一份电报，内容是胡宗南命令他继续剿灭敌军，否则将以军法问罪。高树勋终于下定决心：“蒋中正只想借我的手铲除杂牌军，我不能再为他卖命，我决定走自己的路，起义！”
接下来的两天里，高树勋与八路军的联络人协商起义的细节，最终达成一致。10月30日，他召集全体军官开会，并宣布：“我们已经八年抗战，打败了日本侵略者，眼看着和平即将来临，蒋中正却要发动内战，要我们攻击解放区。我们不能再继续为他卖命。”
在会议上，一名军官质疑高树勋的决定，认为他背叛了国家。高树勋耐心解释，指出蒋中正始终不顾新8军的生死，只是将其视为工具。“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，我决定退出内战。”在场的许多军官都表示支持他，决定跟随他起义。
10月31日，高树勋宣布新8军就地起义，并通过电报向全国发出《停止内战，团结建国的起义宣言》。不久后，刘伯承亲自前往与高树勋会面，表示慰问和祝贺。随后，高树勋的部队改名，并被任命为新的“民主建蒋军”总司令。
这次起义，被命名为“邯郸起义”，是解放战争中蒋军部队的首次起义，它激励了更多的蒋军官兵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，推动了全国解放的进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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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资股票 高树勋愤然起义：我杂牌军卖命抗日，蒋氏却让嫡系受降，没天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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